在中时电子报上读到一篇《消费眷村与历史记忆》， 从例证看，文章实际将杨德昌的故事片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和赖声川、王伟忠的话剧《宝岛一村》、王伟忠的连续剧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放在天平的两端，认为前 者具有历史与记忆的重量，而后两者是对眷村经验的一种“消费”，尤其话剧“在不同時代經驗切片裡呈現的，幾乎全是搞笑、溫馨或傷感的記憶材料”。文章引述 认为，其实，“眷村具現了台灣戰後歷史的許多政治、族群、語言等衝突矛盾和荒謬經驗”。

显然，文章对“選擇性記憶”，对某种“特別會過濾、遺忘創痛經驗的機制”，表达了明确的不满，事实上，认为这对不起历史和历史中的人们。最后并将《宝岛一 村》指为“台北外省文化菁英如何對待台灣社會的寓言”，即这些精英“生活在此逾半世紀，但許多人在心理深處，至今不曾放下得了便宜復賣乖的姿態，去認真對 待「村外」的現實。”

在同一天，从猫鱼的窝读到一篇《精英的二二八，还是真是的二二八》，谈到“历史诠释的争夺战”。文章不认同追寻历史真相中的“元凶论”，认为“如果歷史的探究與詮釋僅僅執著在「元凶論」上，往往會窄化我們對歷史的認識，甚至反而模糊了另外的「真相」。”文章提出，“當歷史詮釋過度聚焦在「元凶」上時，即使成功找出了「暴君」，也往往無意探討暴君得以起作用的歷史條件與結構因素，歷史的「真相」反而難以深入挖掘，無法被全面認識。” 文章还提到了一种“精英无辜论”。大致描述的情态是：“在 二二八時的民眾反抗中，許多上層仕紳菁英並未參與抗暴，卻在國軍來台後遭到屠戮，既然未「反」，所以無辜，更沒有「官逼民反」的問題。近年來，無論是平反 運動還是歷史研究，似乎都把焦點集中在這些純良的「消失的台灣菁英」身上，至於挺身反抗暴政的工農小市民、青年學生，卻早已失去了歷史發言權。”

文章的结论是：“不管是「暴君決定論」，還是「菁英無辜論」，都是二二八歷史論述菁英化的具體表現，而且是經由政治之手，把已經被新史學論述驅逐出場的舊史觀，重新拉回政治與學術的中心位置。這樣的菁英論述，既割裂了歷史，也澄清不了事實……”

不论是眷村或二二八的历史，我都只有个相当模糊轻淡的印象，所以，这里无所谓观点的表态。摘录上述文字，是因为两篇题材不甚相干的文章，其中谈及的历史记 忆的“选择”与历史诠释的“争夺”，以及在这种“选择”与“争夺”中，“精英”的角色及人们对这种角色的认知和评判，似乎具有某种微妙的关联。尽管在这两 个事例中，文章所指摘的，历史的真相与重量所受到的侵扰，是来自政治理念与商业元素的不同方向。对这记忆选择与话语争夺，我们显然会生发诸多题材更不相关的共鸣或争鸣。

（2009.3.3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