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《上学记》的时候，我提到何兆武先生有着某种不动声色的直率。这种直率表现在回忆人物，那些文字，显得很性情、很生动。

梅贻琦与吴晗

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，显见得是何先生相当敬重的人，记述他的“事迹”时，写到很有趣的细节。如说梅贻琦“风度很好，顶有绅士派头，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”，绅士到何种程度呢？防空警报时往防空洞跑，也“还是不失仪容，安步当车慢慢地走”，而且不忘了疏导学生。何先生甚至认为，“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， 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度过”。

更有趣的是，书中在谈及吴晗印象时，还有与梅贻琦的对比。梅先生跑警报时的从容不迫、不失仪容，而吴先生呢，“有一次拉紧急警报，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 坡上跑，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，面色都变了，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”。何先生的观点是，“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，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”。

显然，跑警报的不同表现，给何先生留下的印象太深了。他还忆及一位叫杨南生的同学（后来的火箭专家），警报之下就是不跑。何先生忍不住地就此发议论说：过去我们总是习惯用政治觉悟衡量人，可是在这种场合，有的人是真不怕，但不能说这个人政治觉悟高，有的人政治觉悟非常高，可每次警报一响跑得比谁都快。

从书中很可以看出，何先生对吴晗的印象不好。何先生回忆说，西南联大时期，吴晗还是个“二房东”，而“二房东”在当时被认为是从中吃差价、搞剥削的，尤其是，“吴晗经常赶人搬家，说是有亲戚来住”，不过呢据说当时“二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”。何先生对吴晗作“二房东”印象深刻，缘于吴晗赶过他 家几回。

清华大学有吴晗的塑像，对此，何先生明确地表达了不以为然。认为比他优秀的人太多了，“讲学术，他比不上陈寅恪、王国维，讲影响，比不上梁启超，讲贡献，他比不上叶企孙、赵九章”。何先生以为，单单给吴晗立像，或许是因为政治原因，而“这个标准不太适宜”。

顺便提一句，书摘中有“政治底线”一段，这里又出现了“政治觉悟”、“政治原因”的字样。“政治”，在老先生的心目中缘何是这等不堪的一个字眼啊。在《逝者如斯未尝往》一书中，陈远写何先生的那段，直称在有关政治的问题上，何先生乃至全体知识分子都有一种“悖论”——既不愿卷入“政治”，努力保持学人本 色，又总是不可避免地从“政治”的视角看待问题。有个结论式的表述：“只有知识分子从这个悖论中走出来，我们的文化学术才有可能出现韦伯式的知识建构以及精神建构。”我没看懂。因为不知道韦伯式的知识与精神建构是个啥子东东。

宋哲元与“时代情结”

所能看到的历史记述，宋哲元是抗日名将。仅查百度百科条目，其中有这样的内容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，宋哲元即率第29军全体官兵，向全国发出“抗日 通电”，坚决表示：“哲元等分属军人，责在保国。谨率所部枕戈待命，宁为战死鬼，不作亡国奴，奋斗牺牲，誓雪国耻。”而喜峰口战役和29军大刀队，更是广 为人知，“1937年，以喜峰口血战为背景创作的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的歌曲唱遍了全中国”。

对宋哲元的历史地位，何先生的看法却很不同。他认为，29军广大官兵当然是爱国抗日的，但宋哲元不过是想利用当时的特殊环境，在日本人与国民党的夹缝中做 “土皇帝”。所谓特殊的环境，是指日本人想利用他做个过渡，而国民党势力如果取得控制权，他这个非嫡系也不会有什么地位。何先生回忆说，到1937年中日 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，宋哲元仍然梦想着夹缝求生、把“土皇帝”当下去，并未认真备战，而妥协敷衍的结果是一败涂地、损失惨重。

何先生表示，“今天为宋哲元送上一顶‘爱国将领’的桂冠，似乎很不是实事求是。不应无视历史，‘爱国’一词不宜贬值”。他甚至说，“我们对宋哲元的痛恨绝 不亚于对日本的痛恨”，何况，他还以大刀和水龙镇压过“一二九”爱国运动。他的看法是，“尽管宋哲元后来并未做汉奸，但他的所作为与‘爱国’二字却是相去 甚远，如果不是他一味地妥协求全，北京、天津和河北不至那么轻易地沦陷，等于拱手送人”。

抛开具体的历史评价问题，其实我们可以理解，经历过亡国的痛苦与屈辱，对“爱国”的珍视，那份心中的份量一定是压得很重。在书中，何先生多次说到“时代的 情结”这个词。他反复说，“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”，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结，我们那时代的情结就是仇恨日本”。

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，北京一些学生不堪忍受亡国奴的痛苦，向西南后方跋涉，何先生也是1937年读到高中一年级时，经由天津、上海、香港、海防、越南、河 口到了昆明。何先生回忆说，1939年在昆明遇到留在北京读完高中的同学，他们告诉何先生，日本人废止了英文课改教日文，但两年下来，班里同学谁都不学， 考试全班零分；南京沦陷时，敌伪下令全北京的学生参加庆祝游行，消息一公布，全班同学都哭了。“庆祝南京陷落”，这无疑是个荒谬、悲哀与可耻的口号。从老照片上，还能够看到这个实实在在张挂起来的、饱含屈辱的印记。

最后想说的是，“情结”这东西，时代性似乎还真是挺强。比如2005年第25期的《瞭望东方周刊》曾有一篇文章“谁还在唱冼星海”，其中提到一位16岁的中学生的话：“平时老师在课堂上让我们唱革命歌曲，很多男孩子都会趁机起哄，大家也不是出于恶意，只是那些歌都离我们太遥远，很难产生共鸣，就像《黄河大合唱》，唱到高潮处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。”

可以想象么？时代就是这么与时俱进地“遥远”着。

（2007.5.4）

何兆武：上学记

曾想从这本书中整理三个东东。提到的书——有人做了，而且有份量、有创意；论及的人——媒体上翻炒最多的就是这个；流露的活思想——各有各的解读，我用懒办法，现在开始，摘。

我从来不想做学者或专家，能旁观世界和人生就满足了。（p214）

这是谦逊，不过谈锋所及，的确带着某种旁观式的练达、冷静，以及，不露声色的直率。

需要说明：摘取的片段，都是和所述及的具体景况、事件紧密联系的。这里的选择和拼接，如不符合作者的原意，或导致读者的误读，那……也就只能这样了。呵呵。

读书：信步漫游

未必理解原意、未必认同观点而获致启发。这是令人豁然开朗的读书境界。

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，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，读书本身就是目的。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，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，在别人看来，游山玩水跑了一天，什么价值都没有，但对我来说，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，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。

学术不是宗教信仰，不能说某某书字字是真理，每个字我都要同意，只要它给我以启发，它的讲法使我值得去读，甚至我的理解未必是作者的原意，可是自得其乐，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。

我一生阅读，从未立过任何宗旨，不过是随自己兴之所至在琳琅满目的书海里信步漫游而已，偶然邂逅了某些格外令我深受感触的书，甚至于终生隐然或显然地在影响着我，并非是我径直接受了作者的意见，甚至未必认同他的观点，但他的思想启发了我，而且启蒙的很深。(p201)

精神与灵魂的深处

或谈人的情感天地，或谈历史的理解与表述，老先生的感悟是什么？是说，最广阔的所在，都在精神与灵魂的更深处？

一个人的精神生活，不仅仅是逻辑的、理智的，不仅仅是科学的，还有另外一个天地，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。我想信仰宗教的人大概也有这种感情，这是不能用理智来论证的。我们的科学仅限于逻辑推论的范围之内，其实，在纯理范围之外还有广阔的天地，还另有一个精神世界，就像《王子复仇记》中哈姆雷特对朋友Horatio说的话：”这个广大的世界有许多东西不是你那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。”(p42)

生命中的确有一些不是用说理、逻辑能够表达的。……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，许多东西我们无从用常识表示，只有在更高的层面上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；如果我们强用通常的语言表达，那就把它非常之简单化了。(206-207)

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，不必非得用原来的模式……有时我想，或许艺术家、文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要比历史学家深刻得多。……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历史事件，没有能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，知道的再多，也不意味着他就懂得了历史。（p113）

真正的历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写出来。”糟粕所存非粹美，丹青难写是精神”。(p189)

转换坐标

一旦我们无法解释这个世界，我们就会质疑自身的存在价值。好像是这样。当然，何先生说的应该没有这个意思。

一个终生受益的启发：当我们的思想解释不通的时候，就得另换一个坐标，不能死硬地按原来的模式去套。我想历史上、学术上、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大概都需要坐标的转换，有些用原来的坐标解释不通了，却仍在那里生搬硬套，哪是行不通的。(p91)

……扩大来说，世界上没有什么金科玉律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标准，人类进步需要不断地转换坐标，假如我们只有一种思想模式的话，人类的思想和科学就不会产生长足的进步。这和宗教不同，宗教可以只有一种信仰，可是科学不应该是一种信仰，一个物理学家决不能说牛顿字字是真理，谁要反对就砸烂他的狗头，那科学就没进步了。(p92)

我们年轻的时候都非常幼稚，看了什么就觉得什么好。不过幼稚也有幼稚的好处，什么都绝对化、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。学术思想上的门户和政治上的派别不一样， 政治上的派别是有组织、有纪律的，宣誓加入以后就的绝对服从，但学术思想并不是这样。……人类文化……不能独尊一家，其余都一棍子打死，那就太简单化了。 (p214)

幸福吗？

看不到未来就没有”幸福”可言，即便这个世界是可以解释的。幸福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……

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，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、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，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。(p127)

总得有个总体说法

失去或找不到某种把握感，会觉得没着没落。可能关键是怎样去总结，以及总结出怎样的哲学、理论、规律……等等根本的、总体的说法。

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……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，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，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的层面。(p100)

如果不能放眼整个世界历史的大局而只盯着某一点，恐怕不能算是真正理解了历史。……历史事实背后总该有个理论的总结。历史到底是什么？究竟有没有规律？如果有，会是个什么样的规律？我们该怎么认识它？这些都是很根本的问题，最终总得有人对历史的总体有一个说法。(p165)

湮没的下层与流俗

可以接受吗，所有的史书，天生就都是打过折的……

每个社会的文化总有两种，一种是上层的高雅文化，一种是民间的俗文化……可是这种流俗的文化却不会流传下来……(p59)

历史有两个特点，第一，所有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写的，不是由失败者写的。……历史都是由当权者写的，谁当权就写谁，谁垮台就没谁的戏了。所以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得打折扣，打胜利者的折扣，这一点古今如出一辙。第二，历史都是高雅的上层阶级写的，真正下层群众写的历史几乎没有，也不可能流传。……你要是真看了下层的历史，你就会知道，广大人民真是太悲惨了，又穷困，又愚昧，而且地位卑贱得连起码的人格尊严也丧失了，用卢梭的话来说，根本就配不上”人”这个称号。(p60)

当意识形态没有统治的时候

何先生认为，”北洋政府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，这是和国民党是其最大的不同。”(p10) 究竟什么是”意识形态”，书中倒是没有做特别的阐释。这劳什子到底是什么呢？

印象仍然很深的是，这前后两个政府（指北洋政府、国民党政府）的统治有很大不同，至少在我的感受上是这样。不过这一点，好像写当代史的人都没有足够地强调。(p5)

北洋政府官方没有意识形态，也没有意识形态的教育。(p12)

这也恰好给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环境，如果是在严格的思想专制之下，类似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是不大可能出现的。(p12)

个人的政治底线

在”政治”的那些事儿上，何先生约略提及了他大姐的去世和妹妹的自杀。那么，我们可以理解这条”底线”了吗？

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，政治是非常之黑暗、复杂、肮脏的东西，一定要远离政治，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。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画了底线：爱国是大家的义务，反对侵略是国民的天职，游行我参加，回来也是挺兴奋的，宣言里也签名表态，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。(p198)

……自己是不是干政治的材料，得有个判断。你要把政治作为职业的话，就得有长远的眼光，不能仅凭当时的一股热情，毕竟爱国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，都是想不到的。(p199)

（2007.4.27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