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《上学记》的时候，我提到何兆武先生有着某种不动声色的直率。这种直率表现在回忆人物，那些文字，显得很性情、很生动。
梅贻琦与吴晗
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，显见得是何先生相当敬重的人，记述他的“事迹”时，写到很有趣的细节。如说梅贻琦“风度很好，顶有绅士派头，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”，绅士到何种程度呢？防空警报时往防空洞跑，也“还是不失仪容，安步当车慢慢地走”，而且不忘了疏导学生。何先生甚至认为，“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， 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度过”。
更有趣的是，书中在谈及吴晗印象时，还有与梅贻琦的对比。梅先生跑警报时的从容不迫、不失仪容，而吴先生呢，“有一次拉紧急警报，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 坡上跑，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，面色都变了，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”。何先生的观点是，“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，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”。
显然，跑警报的不同表现，给何先生留下的印象太深了。他还忆及一位叫杨南生的同学（后来的火箭专家），警报之下就是不跑。何先生忍不住地就此发议论说：过去我们总是习惯用政治觉悟衡量人，可是在这种场合，有的人是真不怕，但不能说这个人政治觉悟高，有的人政治觉悟非常高，可每次警报一响跑得比谁都快。
从书中很可以看出，何先生对吴晗的印象不好。何先生回忆说，西南联大时期，吴晗还是个“二房东”，而“二房东”在当时被认为是从中吃差价、搞剥削的，尤其是，“吴晗经常赶人搬家，说是有亲戚来住”，不过呢据说当时“二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”。何先生对吴晗作“二房东”印象深刻，缘于吴晗赶过他 家几回。
清华大学有吴晗的塑像，对此，何先生明确地表达了不以为然。认为比他优秀的人太多了，“讲学术，他比不上陈寅恪、王国维，讲影响，比不上梁启超，讲贡献，他比不上叶企孙、赵九章”。何先生以为，单单给吴晗立像，或许是因为政治原因，而“这个标准不太适宜”。
顺便提一句，书摘中有“政治底线”一段，这里又出现了“政治觉悟”、“政治原因”的字样。“政治”，在老先生的心目中缘何是这等不堪的一个字眼啊。在《逝者如斯未尝往》一书中，陈远写何先生的那段，直称在有关政治的问题上，何先生乃至全体知识分子都有一种“悖论”——既不愿卷入“政治”，努力保持学人本 色，又总是不可避免地从“政治”的视角看待问题。有个结论式的表述：“只有知识分子从这个悖论中走出来，我们的文化学术才有可能出现韦伯式的知识建构以及精神建构。”我没看懂。因为不知道韦伯式的知识与精神建构是个啥子东东。
宋哲元与“时代情结”
所能看到的历史记述，宋哲元是抗日名将。仅查百度百科条目，其中有这样的内容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，宋哲元即率第29军全体官兵，向全国发出“抗日 通电”，坚决表示：“哲元等分属军人，责在保国。谨率所部枕戈待命，宁为战死鬼，不作亡国奴，奋斗牺牲，誓雪国耻。”而喜峰口战役和29军大刀队，更是广 为人知，“1937年，以喜峰口血战为背景创作的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》的歌曲唱遍了全中国”。
对宋哲元的历史地位，何先生的看法却很不同。他认为，29军广大官兵当然是爱国抗日的，但宋哲元不过是想利用当时的特殊环境，在日本人与国民党的夹缝中做 “土皇帝”。所谓特殊的环境，是指日本人想利用他做个过渡，而国民党势力如果取得控制权，他这个非嫡系也不会有什么地位。何先生回忆说，到1937年中日 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，宋哲元仍然梦想着夹缝求生、把“土皇帝”当下去，并未认真备战，而妥协敷衍的结果是一败涂地、损失惨重。
何先生表示，“今天为宋哲元送上一顶‘爱国将领’的桂冠，似乎很不是实事求是。不应无视历史，‘爱国’一词不宜贬值”。他甚至说，“我们对宋哲元的痛恨绝 不亚于对日本的痛恨”，何况，他还以大刀和水龙镇压过“一二九”爱国运动。他的看法是，“尽管宋哲元后来并未做汉奸，但他的所作为与‘爱国’二字却是相去 甚远，如果不是他一味地妥协求全，北京、天津和河北不至那么轻易地沦陷，等于拱手送人”。
抛开具体的历史评价问题，其实我们可以理解，经历过亡国的痛苦与屈辱，对“爱国”的珍视，那份心中的份量一定是压得很重。在书中，何先生多次说到“时代的 情结”这个词。他反复说，“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”，“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结，我们那时代的情结就是仇恨日本”。
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，北京一些学生不堪忍受亡国奴的痛苦，向西南后方跋涉，何先生也是1937年读到高中一年级时，经由天津、上海、香港、海防、越南、河 口到了昆明。何先生回忆说，1939年在昆明遇到留在北京读完高中的同学，他们告诉何先生，日本人废止了英文课改教日文，但两年下来，班里同学谁都不学， 考试全班零分；南京沦陷时，敌伪下令全北京的学生参加庆祝游行，消息一公布，全班同学都哭了。“庆祝南京陷落”，这无疑是个荒谬、悲哀与可耻的口号。从老照片上，还能够看到这个实实在在张挂起来的、饱含屈辱的印记。
最后想说的是，“情结”这东西，时代性似乎还真是挺强。比如2005年第25期的《瞭望东方周刊》曾有一篇文章“谁还在唱冼星海”，其中提到一位16岁的中学生的话：“平时老师在课堂上让我们唱革命歌曲，很多男孩子都会趁机起哄，大家也不是出于恶意，只是那些歌都离我们太遥远，很难产生共鸣，就像《黄河大合唱》，唱到高潮处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。”
可以想象么？时代就是这么与时俱进地“遥远”着。
（2007.5.4）
#1 by windrose at 五月 6th, 2007
真巧，最近也在看这本书，觉得有意思的也是上面这几段
#2 by 上海搬场 at 十一月 27th, 2008
不小心路过，想留下一个脚印不介意吧．很喜欢这一句＂生活吧，就像今天是末日一样!谢谢多多管理我的小家：http://www.gongxingbanjia.cn90